“行呀！”余两放光“工资不低呀。”

去他的吧，

她吃惊地看着我，慌忙说：“不用不用，谢了，Goodevening（晚安）。”

余叹气“那老板也实实在在是个混，汪虹怎么能在那儿呆呀？受气还不受死？你是老板，你决定吧。”

余问：“炒饭行吗？放国内带来的腊，再一个榨菜丝汤。”

我愣了半天，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，便问：“欠他多少钱，我来帮你还吧？”

不用说什么事儿…他明白着呢。

老夫古怪，

她说好什么？一不快乐。

余兴致地挑了个猕猴桃，一边剥儿一边问：“发财啦？”

可不是嘛，上下车要为她开车门，吃饭要为她布菜，所有的活儿都替她…包括熨。

却不走，怔怔地站着。

“我不愿意去。”她幽幽地说。

汪虹说：“好的好的，拜托你快一。”

“一千元一个月，包吃包住。”汪虹说。

大致可以听是对方在向她索债，她不停地解释，对方仍然不依不饶。最后她烦了，也因为我在旁边，有窘。说：“我这不刚从荷兰回来嘛，这样吧，我手里还有些荷兰盾，明天换了元一准儿给你。别烦了好不好？这么晚了，不要打扰人家睡觉。”

“给多少钱呀？”余问。

重要的是：我是老板。

大爷不！

我想了想，对汪虹说：“来吧。”

汪虹说：“那没事儿呢？”

我说那不好吗？

我笑了“没事儿当然也可以打。”

汪虹把大袋放到桌上，打开，原来是一袋果。有，有香蕉，还有猕猴桃。

余说：“快得很，你先给夫沏一杯茶…我床有铁观音。”说罢，扎起围裙便丁丁当当了起来。

一天夜里，已经11多了，一位先生打来电话说要找汪虹。电话就在我床，我便躺在被窝里喊她。

第二天晚上，汪虹拎着个鼓鼓的大塑料袋，领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来了。她介绍说这是她夫。原来，她把昨天夜里债那主儿给领来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开车送她去打工的地方。是在布拉格四区，一座大的HOUSE，还有一个大的园。

“来，余田力，吃果。”她说。

“那好，再见。”她伸手来。

扔下了电话。

我问余怎么办？

那爷们儿一天津话，嘛嘛的，听着特烦。

回去的路上，余一句话也不说了。

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，她又打来电话，是余接的。两人先嘀嘀咕咕了一大顿，英语也用上了，然后余说汪虹要找我说话。我接过话筒，汪虹直截了当说想到我这里工作，工资多少都没关系。我说为什么？你那儿多轻松。她说老板太差了，一文化也没有，不带脏字儿不说话，吃喝嫖赌都占全了，一发脾气就骂人。

几天过去了，她对我们有了更一步的了解。这里的“我们”主要应该是我，对余，她已经足够了解了。多年以后，我们回忆起在布拉格的日，她仍念念不忘地说：“和余在一起真好。”

汪虹打过几个电话来，没事儿，都是闲聊。说她一也不忙，就是平时接接电话，客来了翻译什么的。

我笑话余，余一撇嘴，说你懂什么呀？这叫“真他妈（Gentlemg绅士）。”

她迟疑了一下“我夫。”

小海派。

能不“真好”吗？

无限神往之状溢于言表。

汪虹笑了，但只是一刹那，云又布满了脸。“到哪儿发财去？我们要分别了…我大姑给我找了个工作，去给一个北京老板打工，明儿一早就得去。”

那爷们儿连吃了三大碗，打着腊嗝走了。

慢慢地，她也跟我话多起来。她认为我虽然长得凶神恶煞，其实并不可怕；虽然言语刻薄，心地还算好；虽然不像余那样“真他妈”但是仗义。

我在门停下车，对汪虹说：“有事儿就打电话。”

“欠谁的钱？这么债。”

去了。

谈话不够愉快。

我们吃过饭了，余便问汪虹吃了吗？汪虹那时已经跟余熟到一客气都不用讲的程度了，说没吃，跑了一下午，要饿死了。

她摇摇。

余已经下了车，殷勤地帮她拎着东西，俩人一块儿走了去。

我之所以同意汪虹来，主要是想借重她大姑在捷克的关系。有这样一个人相助，我们在捷克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。说起汪虹的大姑，又是一段故事。

我问：“什么事儿啦？”

余平素小气得很，带了四川腊，我们都很少吃。那罐儿铁观音更是当宝贝似的供在床，我从来没喝过…我也没见他喝过。这回倒好，全拿来孝敬夫了。

她来了，穿着睡衣，说声谢谢，便拿起了电话。